在老坟嘴教私塾的孙先生年届不惑，无妻无子，家徒四壁，住在刘幺奶让出来的两间旧草房里，就靠教那么十三四个学生换点粮食度日。关于他的身世，乡民们众说纷纭，有的说他本是有妻室的，结果妻子贪财被人拐走了；有的说他对女人太挑剔，错过了“季节”，至今还是个“老童子”；还有的说他在老家四川时和一个大财主家的女儿相爱，财主嫌他穷，不同意他们的婚事，等了几年两人才私奔到镇远来教小学。之后，一个国民党军团团长带兵经过镇远时把他的爱妻抢走了，他从此为寻仇四处流浪，最后沦落到在老坟嘴的私塾教书。最后这一说也许可信，因为乡民们发现，只要谁提到“遭殃军（指国民党军队）”，他就似乎忘了自己是文化人，总要破口大骂。乡民们也恨国民党总是来抓丁派款，每每听到孙先生的咒骂都感到很解恨；加上乡里谁家婚丧嫁娶的时候，也需要他去帮人家写副对联、记个账什么的，因此，孙先生虽是异乡人却很受乡民们喜爱。

听到红军要来，国民党的反动谣言也在老坟嘴传开了。有些人害怕，想拖家带口出去躲一阵子，孙先生见了则说：“人家红军几千里外来这里，与你我这些平凡百姓素不相识，更无仇无恨，为啥要杀人放火呢？真为抢钱财人家为什么不去大都市，咋偏来这又远又穷的山沟沟呢？”大家觉得孙先生的话有道理，于是都安下心来各自忙过年的事。

红军到老坟嘴那天，是个难得的晴天，比前些天暖和不少。大部队继续前进，只有殿后的少数红军留在老坟嘴。大家看到留下的红军不仅没有“杀人放火”，还有说有笑地清扫小街，帮当街的人家挑水。当红军听说孙先生对待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的态度时，都夸赞孙先生不愧是“秀才”，有文化、明事理。

傍晚，有三位红军从弯院边出来，在老坟嘴小街上巡视。返回的时候，他们也许是被孙先生住的草房门枋上还残留着的半副旧对联吸引了，便凑近去看。对那“家无隔夜粮”几个字细看一阵后，其中一位瘦高个、戴眼镜的红军找住在对门的王绍培的父亲打听，得知对联是孙先生写的，三位红军就请王绍培的父亲一起走进孙先生的旧草房。

才进门，那位“眼镜红军”便像呼喊老朋友似的喊道：“孙先生，我们路过贵地来拜访您啦！”孙先生正在灶房的火炕上煮饭，忽听红军来拜访，立即把锅从火炕上抬开，跨进堂屋里。三位友好的红军一见到孙先生便主动伸手握住他的手，就像久别重逢一般。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孙先生一下子愣住了，不知该说什么，好半天才反应过来。随后，孙先生和王绍培的父亲一起搬凳子，请三位红军去火炕边烤火。落座后，孙先生欲敬烟无烟，欲敬茶无茶，十分局促不安。

“眼镜红军”却表现得若无其事，首先开口说：“孙先生，您那对联上的字是柳体脱胎，写得真有骨气呀！”另一位红军接过话头说：“孙先生人也有骨气呀，在这儿教孩子们知书识礼，真了不起！”一阵谈笑声驱散了孙先生的窘态，他定了定神，仔细打量眼前的三位贵客，品着他们的话，才第一次亲身体会到红军的睿智、正义和亲民。他们绝不是国民党宣传的“匪”，一种相见恨晚之情油然而生。特别是“眼镜红军”带着川味的口音，更使孙先生产生了“他乡遇故知”般的欣喜，禁不住打开了话匣子，向三位红军倒出不少苦水，倾吐了他的想法，眼眶湿润润的。

红红的火苗在火炉中不停跃动，三位红军静静听完，“眼镜红军”才说：“像孙先生这样受贫穷、受压迫的民众，我们中国还有亿万。共产党领导红军打天下，就是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让穷苦大众不仅有衣有食，还能过上幸福的日子，让如孙先生这样的人更好地为国家效力。那样的时代，孙先生一定能见到。因为是路过，我们的‘龙门阵（聊天）’就先摆（聊）到这里吧，后会有期。”说着站起身来，从内衣袋里摸出一块银圆塞到孙先生手里，见他不接受，另一位红军随即伸手紧紧压住了孙先生手和他手中的银圆，说：“我们和孙先生有缘相见，这块银圆只当留作纪念，后会有期。”孙先生含泪目送三位红军走出大门，见他们带着长长的队伍越去越远，不禁泪流满面。

“眼镜红军”刘伯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绍培的父亲虽然已经老眼昏花，但每每见到刘伯承元帅的照片时，他总说那时去拜访孙先生的红军中有一位真有点儿像刘元帅。

来源：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贵州教育出版社2018年出版，编写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