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我出生在湄潭县抄乐乡（现抄乐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现就职于湄潭县农业农村局。在快步入耳顺之年时回忆往事，我不禁感叹时代的进步，国家的发展，无数个体的命运因知识而改变。特别是自己在遵义农校的学习，让我后来得以摆脱经济和精神上的桎梏。

小时候家里穷，但只有小学文化的父亲和文盲的母亲还是让我上了学。不幸的是，自己的小学、初中都在“十年浩劫”中渡过——上学时不是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忆苦思甜教育，就是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参加各种批斗会，反正没正经读过几天书。浩劫结束时，我刚好参加中考，凭着死记硬背的标语、口号考了政治，凭着读过的几篇小说考了语文，但数学、物理、化学因为压根就没怎么学，成绩几乎为零，印象最深刻的是氢加氧生成水的化学方程式都配不平。后来我还是勉强进了当时的区办高中（相当于现在的镇中学）学习。高中期间，除语文、政治外，因为基础薄弱，上数学、物理、化学、英语这些课简直就是听天书。由于高中是突击办学，师资力量有限，加上自己的基础不好，混到高中毕业已是命运眷顾，还怀着侥幸心理去参加高考，果不其然，落榜了。当时每年高考考场外都悬着一幅标语——“一颗红星，两种准备，接受祖国挑选”，我想既然继续上学无门，就到农村广阔天地去作为吧！也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恰逢改革开放，农村土地下户，实现了联产承包制，于是我就怀揣着激情与梦想全身心地经营我家那几亩责任地里去了。然而激情很快被自己的汗水浇灭，曾记得夏秋天，明月夜，我无数次挑粪淋庄稼，踏踏实实的干了一年，却看不到任何希望。于是央求父母让我到湄潭一中（现求是中学前身）补习。当时任补习班老师的都是全县各科最好的老师，加上自己拼命的学习，数理化终于有所进步。补习一年后我参加高考，成绩有所提升，但离升学差距还是很大，于是在忍饥挨饿的环境下又补习了一年。那时的高考实行“一条龙”招生制，上不了大学的就读中专，全县大学、中专一共录取不足500人，相比之下，现在每年全县考取二本以上的就有2000多人。终于在休学一年、补习两年后的1983年，我考上了遵义农校。回想起来，凭我那点功底，遵义农校能收留我十分不易。学校不收取学杂费，每月还给十六元左右的生活补助，这是绝大部分同学读书期间的主要生活来源。虽然是中专，但学校的师资力量一点不比现在的二本大学（因为我工作后曾到国内农业方面的知名大学进修过）差。学校的老教师都经历了“十年浩劫”，想尽心尽力教书育人，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记得教语文的余大钧老师、教植物学的曾宪瑞老师，教昆虫学的孔繁忠老师，教作物栽培学的吴洪良老师、兰端玉老师、田坤元老师等等，都是令我敬重的老师。年青教师都是当时刚大学毕业的天之骄子，意气风发，活力四射，都想尽快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倾囊相授。如教哲学的申卡辉老师，我们班主任王家品老师、陈虹老师，还有代过我们班主任的袁洁老师（袁洁老师后来调到省农科院，当了植保所所长，我们有很多业务合作，是从学校到工作都一直影响我的老师）等。当时学校办学条件较差，学生宿舍还有泥坯房，交通也不方便，教学设备、实验设施等都无法和现在相比。但正是在这所现在看起来简陋的学校，让我打下了植保专业的基础，更决定了我的职业方向和职业生涯。除了学习，我还在学校结识了我一生的挚友和一生的伴侣，遵义农校那几年也是我青春岁月最美好的记忆。2016年是我们班毕业的30周年，国庆期间，我们同学聚会回了一趟母校。母校已焕然一新，庆幸的是还保留了当年的教学楼，让我们这些已当爷爷奶奶的人还能找到梦想滋长的地方。

转眼，我已离开遵义农校35年，母校的教育让我终生收益，也让我有机会回报社会。我毕业后在湄潭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从一个技术员变成了研究员，并在全省水稻稻瘟病防治、湄潭县优质稻产业发展、湄潭县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融合技术推广应用、贵州省水稻品种审定和国家水稻品种审定区试抗瘟性鉴定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我还在2006～2016年间担任了政协湄潭县委员、常务委员，2017至今任政协湄潭县委员、湄潭县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让我有机会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当初的母校或许已难匿踪迹，但记忆中的母校却永不褪色，我将永远铭记母校对我的栽培！

开展“茅贡大粒香”技术指导（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