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5月1日,我出生在一所偏僻的山村学校。由于父母都是乡村小学教师,我14岁那年插班转学到县城中学上初二以前,一直随母亲和两个弟弟在母亲所在小学生活、读书。小学的校舍是解放前地主修建的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在当地算是高大上的建筑了,可以容纳7、8个班级和12名左右的老师工作、生活。校园周边就是农田、小山丘和依山而建的、零散分布的农民房屋。我的同学和玩伴都是学校周边的农家子弟,我记忆最深处自然而然地全是农村、农业和农民。或许在那时候,“三农”情结就已深埋心底!
1982年,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被遵义农校植物保护专业 306 班录取。填报志愿时可选院校不少,最终与遵义农校结缘,或许是因为农村、农业、农民是我最为熟悉的领域,这份 “三农” 情结,冥冥之中对我的选择产生了影响。
在遵义农校学习这三年,是我成长过程中树立“三观”最重要的阶段,也是培养我具备一定统筹协调能力的起步阶段。相较于当下,那时学校的学习生活条件较为艰苦,却磨炼了我们的意志,提升了我们适应社会的能力。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倾情传道、授业、解惑让我们具有了独立走向社会的自信和能力。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申卡辉老师、李天夏老师、马燕老师等一批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老师给学校、给学生带来了新思路、新潮流、新气象。他们和我们年纪相差不大,课上是师生,课下如手足;教室里研讨专业,教室外畅谈人生。那份有温度的相知,那种有尊重的和睦,四十多年以后依然历历在目,正所谓“多年的师徒成兄弟”。
1985年,我经过三年的学习并顺利通过毕业考试,拿到了毕业证书,分配到赤水县农业局水果公司工作。至此,我从一个懵懂少年,正式成为一个端“铁饭碗”、拿国家工资、能独立养活自己的农业技术干部,正式开启服务“三农”的人生之路。
在农业局工作三年多,主要从事优质柑橘、荔枝、龙眼(桂圆)的繁育和推广,指导农民栽培管理,其间还到中国农科院柑橘研究所进修学习了3个月。获得了农业技术员初级职称。回想起来,在农业局工作这三年多,是我一生中从技术角度、最直接服务于“三农”的时候。
1989年3月,组织调我到市委农村工作部工作,离开了农业一线。这期间主要从事全市农业生产计划、统计、农情信息、培训、检查、考核等工作,对“三农”工作整体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突破了纯粹的从农业技术角度去思考“三农”问题的局限。1994年9月调市委办公室工作后,对“三农”问题的学习和思考又更深入一步,意识到研究“三农”问题,应该跳出“三农”、从更广阔更长远的空间、时间去谋划和思考,涉及的问题更有赤水特色和针对性,逐步形成了自已的“三农”观点。
1998年12月,组织选派我到大同镇工作,先后任镇长、书记。在大同镇工作近13年时间,是我一生中时刻都在为本镇农村、农业、农民操心的13年,我从过去的执行者转变为既是执行者又是决策者,在自己主政的“一亩三分地”内终于有了一定的自主权。
我重点突出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因地制宜狠抓产业结构调整,抓住国家退耕还林的政策机遇,大规模退耕造竹,使大同镇成为全赤水市退耕面积最大,为纸浆厂提供竹原料最多,农民收益稳定增长的竹业第一大镇。二是针对制约“三农”发展的农村交通运输这个薄弱环节和瓶颈,号召全镇人民、举全镇之力大修公路,成为当时乡村公路修建里程最多的镇,大大促进了农民增收和生产生活的便利。三是依托四洞沟景区,做大做强旅游业,形成产业支柱,带动群众就业致富。我们在保护好、经营好、管理好、宣传好、建设好四洞沟景区的同时,还致力于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大同古镇的保护、宣传、建设、利用。鼓励支持华平村委会带动农民开发建设杨家岩景区,引导古镇居民和村民围绕旅游“六要素”提供经营服务,增加收入。经过多年的努力培育,大同镇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大镇,不完全统计有100多户,500多农民转行吃上了旅游饭。四是持之以恒关爱教育和老龄工作。长期对接协调教育部门,对于学校反映的困难问题不推诿、不拖延,尽力予以解决。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其他办法建立了20万元的大同镇教育基金,每年教师节安排4~5万元用于优秀教师、优秀学生的表彰奖励。千方百计为考上大学的农村贫困孩子筹资、寻求爱心支助,让每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都能顺利入学完成学业。对镇老年协会基本做到有求必应,选好班子,保障经费,建好阵地,使老年协会无愧于全国优秀老年协会的荣誉。
近13年长期服务于大同镇的父老乡亲,与大同镇的干部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得到了他们的认同,我也从未向组织提出过调动要求。看着大同一天天的发展和变化,我内心平静,略感欣慰,别无所求,无怨无悔!
2011年9月,组织安排我到赤水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任副局长,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新岗位的工作职责主要是保护好、管理好赤水美丽的自然风景、自然资源,发展好旅游产业,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服好务。从职能职责看,我的工作好像与“三农”无关,其实,我们风景名胜区和世界自然遗产地总面积有800多平方公里,占了赤水全市国土面积的近一半,有3万多村民生活在其中,我们的保护管理工作与农民的生产生活仍然息息相关,需要得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比如,我们不允许在风景名胜区和世界自然遗产地范围内大规模的砍伐天然林和种植果树,不允许开设采石场,未经批准不允许自行修房造物,不允许建大规模养殖场等等,对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尽量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想办法为他们开启另外一扇窗,在景区招聘员工时为当地村民保留一定比例名额;在景区设立扶贫摊位、扶贫门市;落实景区资源生态补偿政策;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开展“和谐社区”创建等等,总之,仍然围绕风景名胜区和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找到让农民增收致富的切入点,达到保护管理和服务农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
2020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国家又吹响了乡村振兴的号角,为此,我又将“三农”工作思考的重点转到了怎么用好、用活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如何利用好农民闲置的宅基地、老房子资源与城里人开展康养项目,走共建共享的发展思路上。今年 7 月,我已正式退休。以后我将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实践自已理想和追求,那就是回到农村去生活养老,打造一个属于自已的空间,为当地农民盘活闲置资源、增加财产性收入树一个样板。
作者简介,胡益,男,遵义职业技术学院(原遵义农业学校)植保专业82级校友。1985年8月在赤水县农业局水果公司参加工作,曾任赤水市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