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的秋天，父亲送我上学。我们从偏远的小山村出发，几番转车，一路颠簸，拖着沉甸甸的行李，来到位于遵义老城官井路的学校——遵义财贸学校。

当办完所有入校手续，我已经极度疲乏，却又异常兴奋，因为我知道，经过两年学习，我将会在这里实现人生裂变，从一个农村子弟变成每月有工资进账的国家干部。

这可不是自我确认，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几位同乡从财校走出来后到了国家机关，每月拿着稳定的工资。那时，财校也称“干部学校”，事实上她真为遵义乃至更广大的地区培养了大量干部人才。

三十多年后，我依然准确记得那天的日期，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我的行李全部统一装进了一个木箱，是同村一位姓宗的木匠打制，用以放置生活学习用品。这个箱子是80×40×30规格的，至今完好无损，保存在我老家，所以我能精确地量得边长。现在看来，那个大木箱实在过于笨重，携带太不方便。但在物资匮乏的当年，农村入学的学子，大多都带着这样的木箱子。

大木箱虽然移动不方便，但在学校环境之中，优势却明显了。寝室里人来人往，物件放于木箱，就可防遗失，特别是好吃好看的东西。我的书、衣物和其他生活用品也可以放入其中，当然还有钱票（饭票）。特别是假期，这个箱子就塞得满满的，铁锁一挂，便无遗失之虞。班上的一位同学，他喜欢拍照，相机就常放在我的箱子里。平时，同室友也常把贵重东西放在我的木箱中保管。

那时候，遗失物品的事并不鲜见，甚至我费力从食堂打来的热水都有可能被同学顺手取之，当然那又与偷窃是另一回事。

当时我每月的生活费是150元，是父亲通过银行汇款而来，加上学校有定量补助，共计180元左右。这样划算下来，每天生活费就是6元多一点。这个生活费标准，在同学之中算中等水平，只要不铺张浪费，完全可以吃得很好，学校的饭菜也不贵。

食堂在一个高高的斜坡上，我们去就餐时，还顺带提热水瓶打回热水，饮用或晚自习后洗脸烫脚。食堂的馒头颇受欢迎，松软、香甜、有嚼劲，但只在早上供应。对经济拮据的学生而言，馒头是简便的果腹之物，一两个便可充当午、晚餐。不少同学一次多买，分作两餐食用，只为节俭开支。也有同学生活费前松后紧，上半月大手大脚，下半月捉襟见肘，这时馒头便成了日常主食。

馒头热销，学生争相购买，然而食堂秩序并不太好，所以要买馒头必须要拼体力。女生望而止步，知难而退。这样身强力壮者自然有机会大显身手。然而，这个赛道并不全是人高马大者统治，班上有一个同学，我至今仍然清楚记得他的名字。他个子不高，身形单薄，还戴着眼镜，不知哪来的劲头，每回都能冲破人群，抢到热腾腾的馒头。而他一次次奋力向前，不只是为自己，更多时候，还顺带帮身边同学捎带

财校的伙食并不丰富，所以校园周边便有众多餐馆围绕未能吃饱的学生大做文章，也有学生周末在此聚会宴请八方。我和同寝室的同学就轮流请客，周期大概是每周两次。三块钱就可以请一个同学吃一顿，一菜一汤，炒菜一块五，汤菜五毛，另两人共一块米饭钱。炒菜份量足，完全可以管两人吃饱。

许多年之后，再次想起那时候的三块钱，不尤得感叹，那时的钱真值钱。不过，我最怀念的还是校门口的糯米饭。那是一个简易的小吃摊，摊主是一位中年妇女，支一把大伞，摆一小桌，铁皮炉子上烧了一个大铝锅，蒸了热气腾腾的糯米饭。

糯米饭颗粒分明，泛着油亮的琥珀光。摊主持勺子舀下去，能感觉到那股黏糯的弹力，舀在碗里即成一个馒头状，浇上一勺豌豆汤，再添一点泡萝卜等小菜，便齐全了。豌豆汤呈黄色，豌豆煮得烂熟，与糯米饭这一激灵，就幻出奇妙的味道来。糯米软糯弹牙，黏而不腻，那汤更增添了爽滑的米香。我食量大，每一次都吃得意犹未尽。糯米饭不贵，才一块五毛钱。可当午餐，正适合钱包小胃口大的学生。

很多年之后，我一直怀念那香香的糯米饭。我在各种地方吃过糯米饭，都是一样的做法，然而再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

财校的学习并不紧张，我那时修的是商业会计专业，其中有一门功课叫《市场营销学》，授课的杨培勇老师，上课极具个人魅力。他很喜欢文学，我第一次听他讲顾城的故事，就被他深深吸引。第一次听说新西兰那个荒岛上发生的离奇故事，也第一次听见那一句让我永远不能忘记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杨老师讲到动情处，教室里鸦雀无声，我们都沉浸于他营造的文学氛围里。临到即将下课，他终于醒悟，又收住话题，把当堂的课作了总结，当然和文学无关，他的表情略略有一丝欠意。

我还听过他讲路遥和《平凡的世界》，讲那些文学作品背后扎心的故事。我当时似有所悟，写了一篇散文《星光颂》，幸运发表在校报《星光报》创刊号头版头条。文章中有这样这句话“星光从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多少暗合了顾城那句名诗的意境。

那时的财校极少有文娱活动，日子像被拉长一样，有些枯寂。对于交际不多的学生来说，周末是难熬的。篮球场就成了这些学生最佳的度假胜地，他们不知疲倦地上午打，下午打，打得大汗淋漓，打得月亮升起仍乐此不疲。

然而，我个子矮，挤不进篮球场，只能在球场外张望。这时，从校门口却传来一阵歌声。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爬上飞快的火车

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车站和铁道线上

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

……

那完全是清唱，没有任何伴奏和扩音，声音宏阔而嘹亮，似有金属音，远远的听来，如春风扑面，赏心悦目。我没有走近去听，然而，我们终将无数次穿越校大门，又多次聆听歌者嘹亮的歌声。那是一位五旬的中年人，敦实而健壮，短发更显精神。他常端一棵小凳子坐于校门口，声情并茂的唱着。

这里有必要补充说明，那时财校本部的车行道和人行道是分开的，人行道下有水泥台阶，有十多步高，所以老头在校门口唱歌就有居高临下的架势，歌声飘得更远。他经常唱革命歌曲，如《洪湖水浪打浪》《南泥湾》《十送红军》《映山红》《游击队之歌。他唱得忘情、投入，沉浸在自我的欢悦之中。

我们曾扳着指头计算着毕业的日子，总希望能早一天走出校门，踏上全新的工作岗位。然而，时间总过得太慢；但到了第四个学期，时间却如野马越跑越快，我知道离别的日子将会很快来到。蓦然回首，两年同窗，竟还有三、五位同学，几乎未曾交谈。于是我挨个走进寝室登门道别，互诉离别心语。有些人，那次一别，便是数十年未曾相见。

作者简介，陈从忠，男，遵义职业技术学院（原遵义财贸学校）商业会计专业92级校友，贵州省作协会员，现供职于遵义市播州区文化旅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