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贵州赫章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不识字，却有一手砌石墙的好手艺；母亲没上过学，一辈子围着田地转。他们吃了没文化的亏，认定了再苦也要让子女读书。兄妹四人我排行老大，放学回家就帮着照看弟妹、分担家务，日子虽苦，却磨出了庄稼人肯吃苦的性子。

1983年夏天，我走出高考考场，心里有些发紧——平日里该有的水平没使出来。填报志愿时填了毕节农校，又勾了服从调配，就这样，一张遵义农校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我手里，还附着一份定向合同——毕业后回赫章工作。现在回头看，那次“失手”和那个“勾选”，恰好把我推上了植保这条路。

九月里，我揣着通知书踏上了去遵义的班车。三百公里山路弯弯绕绕，窗外是层层叠叠的梯田，我心里反反复复想的只有一件事：父母送我出来不容易。入校第三天，植保教研室一堂专业教育课，老师说起庄稼病虫害的来龙去脉，说起植保人为农服务的情怀，坐在台下的我听得心里发热。那以后，无论基础课还是专业课，我都一丝不苟地学，三年下来，心里踏实了。

1986年秋，我回到赫章县农业局报到。上班第二周，局里就派我跟一位同事下乡调查水稻三病三虫。回来说要写篇调查报告，在《农业简报》上刊发，指名让我执笔。我心里明白，这是一道考题。当年农业局有人事权，植保站正缺人手——干好了留站，干不好就去区农推站。我一夜一夜地查资料、理数据，按时交了稿。第二天，局长把我叫进办公室，桌上摆着那份稿子，空白处密密麻麻全是红笔批注，圈了又改，改了又圈。他一句一句讲给我听，没有一句重话，我却出了一身汗。后来这样的考验又来几次，稿子上的红笔渐渐少了。两个月后，我进了植保站，接手测报、防治和试验示范。年底，全县普查马铃薯癌肿病，第二年便拿下了毕节地区科技进步四等奖，那是我工作后第一朵小花。

1990年，地区植保站立了项，研究马铃薯癌肿病的流行规律与防治技术，我加入课题组，一跟就是五年。那些年跟在老前辈身后跑田坎，学会了数据分析，也渐渐认定了：这辈子就干植保了。想在这行立住脚，学历得往上走。2001年和2005年，我两次参加成人高考，先后拿到了贵大的大专和本科文凭，算是补上了早年缺的那一课。

从1997年起，我先后参与了全国农技中心、中国农科院植保所、贵州大学等单位安排的项目，从马铃薯到水稻、小麦，从玉米到辣椒、荷兰豆，试验田换了一块又一块，笔记本记了一本又一本。二十多年下来，累计获得十六项科技成果奖，参与制定三项行业标准，发表近二十篇论文，还多次受到国家和省地的表彰。2017年，正高级职称评下来那天，我一个人坐了很久，想起遵义农校报到那天的自己——那时没想到，一个中专生，能走到这里。

2024年春，我退休了。在赫章植保站三十八年，像一茬庄稼从青到黄。回想这一路，每一步都踩得实在，每一次成长都有人托举：局长一遍遍改我的稿子，老前辈手把手教我调查记录，同事们在试验田里一起晒过日头淋过雨。但根子还在母校那三年——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同窗们的并肩切磋，像底肥一样，养了我一辈子。

如今我常跟后辈说一句话：植保这个行当，不在办公室，在田坎上；不靠文凭撑门面，靠脚印攒底气。从遵义农校到赫章田坎，这条路我走了四十多年，还会一直走下去。

日子过得快，田里的稻子收了又种，我也从年轻人变成了老植保。可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遵义农校，心里都还是暖的。那三年教给我的，不只是辨认病虫害的本事，更是一辈子敬事而信的初心。不负泥土不负师——这份植保情，我会一直带在心里。

“作者简介，冯明义，男，遵义职业技术学院（原遵义农业学校）植保专业83级校友，在职本科学历，赫章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